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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赈战士 高雷红棉——记女共产党员陈卓霖烈士

摘要:“流寓远方,情系中华”,华侨、港澳同胞支持抗战是广东抗战的特点和有利条件之一,他们除了在境外踊跃捐款捐物外,还组织回国服务团直接参加抗战。

陈 劼

“流寓远方,情系中华”,华侨、港澳同胞支持抗战是广东抗战的特点和有利条件之一,他们除了在境外踊跃捐款捐物外,还组织回国服务团直接参加抗战。抗日战争初期,在高雷地区就活跃着一支由香港学生和进步青年组成的回国服务团,他们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建立各种救亡团体,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甚至一些服务团成员还把热血洒在了红土上,陈卓霖烈士就是他们的突出代表。

从“番薯仔”到“青年战士”

陈卓霖(1921-1945),原名陈秀英,曾用名陈露明,原籍广东南海,1921年出生于香港的一个破落商人家庭,因父母早亡,由祖母抚养成人。当时香港工人的收入非常之低,女工更是不堪,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活计,但陈卓霖祖母性格坚强,即使祖孙生活再艰难,也没让陈卓霖辍学,坚持让她读完初中。香港底层群众特别是女性遭受的不公和压榨深深影响着陈卓霖,在她心里悄然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种子。

初中毕业后,陈卓霖并不甘心停止学业,进入工人夜校继续学习知识文化、拓展视野,也就是在那里,她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1935年起,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以英皇书院学生钟子驿(钟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市委书记)为首的,大革命失败后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先进分子,自发在工人夜校里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救亡活动。表现积极向上的陈卓霖很快被进步老师发现和培养,带领她参加义演、卖花卖旗等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她逐渐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新世界的大门从此在她面前打开。

看见过光明就无法再忍受黑暗,吸收了先进思想的陈卓霖渴望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港英当局对华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采取高压管制政策,规定一切结社、集会、游行必须经当局许可,否则就要取缔、镇压、逮捕以至驱逐出境。在这样环境中,香港的学运显得异常沉寂,以致香港学生被国内特别是广州学生歧视,称他们是“番薯仔”,这是从“番书仔”(读外国书之意)的谐音,暗指香港学生没有脑子、没有思想。但事实上,当时香港广大学生特别是中文学校的青年学生,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心压抑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他们热切盼望着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随着抗战爆发,国内外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于一浪,海量的物资和捐款不断通过香港转向内地战场,香港的社会名流、企业家,乃至一般民众积极投身其中,青年学生自发组织爱国活动。1937年9月,香港大学召开会议,联合英皇、汉中、女保罗、华侨等二十四校成立“香港学生赈济会”(简称“学赈会”,后拓展到四十四所院校),号召香港学生团结起来、筹募款物、赈济国内受难同胞。“学赈会”的成立得到港英政府的批准注册,各报报道了“学赈会”成立的消息,称之标志香港学生的“空前觉醒”,将他们形容为“青年战士”。

中共香港工委敏锐地看到“学赈会”的重要性,委派钟子驿(钟明)参加“学赈会”,负责引导和支持香港青少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团组织。陈卓霖与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加入了“学赈会”,到长洲岛协助当地学校推动学运,筹集抗战物资。

到抗战前线去

然而,轰烈的爱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却未能挽回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场的败势。继北平(北京)失守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10月,日军又攻占了武汉、广州,抗战形势极端恶劣。

更让香港民众愤怒的是,英国政府迫于日本日益严峻的军事与外交压力,限制了香港对中国内地战略物资的出口(抗战初期,约75%的外援物资都是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送到广东和全国各地。)。据此,香港学生赈济会分析研究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御敌战的局势,提出学习华侨回国服务团的形式,组织青年学生回国服务,号召香港青年到内地投身抗战第一线。号召发出几天后,即有一百多名青年踊跃报名。

与此同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第十一区(高雷专区)游击司令的张炎将军,准备以茂电信阳边的云潭山区为中心,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部队的政工力量缺乏,基层官兵的政治觉悟以及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都严重不足,计划通过组办学生队、宣传队的办法,解决政工干部不足的问题。

1939年初,香港学生赈济会回国服务团第一团一行26人(党员14人)奔赴高雷地区,协助张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陈卓霖以学赈会下辖的长洲青年回国服务团身份参加回国服务。

抗战声势响高雷

1938年12月下旬,第一团从香港乘大宝石轮经过广州湾(湛江市)到达w88下载县城高州。服务团到达高州时,受到张炎的热烈欢迎。张炎将第一团的团部安排在高州城西“益寿庵”(1939年夏,中共南路特委也将总部设在此处)。服务团到高州两天后,参加张炎组织的1939年元旦示威游行,晚上参加火炬大巡行。第一团全体成员高举旗帜,走在队伍的前列,以鲜明的战斗姿态投身到高州的抗日活动。

为扩大抗日宣传力度,服务团按高州六属各县(民国时期,高州六属统辖w88下载县、电白县、信宜县、化州县、吴川县、廉江县)派出服务队,深入群众推动抗日宣传。

陈卓霖被分配到高州分界圩服务队工作,当时,她是该队最年轻的战士。她满怀革命热情,日夜奔跑于分界圩和附近农村,通过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和革命文艺演出宣传解放区,并以当地群众最熟悉和钦佩的张炎将军和十九路军为题材编写故事教育群众,号召、组织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在服务团的积极配合、推动下,张炎成立了700多人的学生总队(其中约100名学赈会学生),培训了一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团结政治、文化、教育、工商各界上层人士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高州六属团结抗日局面火速打开。

然而张炎联合中共抗日的做法,极大惹怒了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认为张炎已被“赤化”、“不可信任”,并通过迫害进步青年逼张炎辞职。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广东,香港学赈会被勒令解散,青年回国服务团被限期离境。

1940年夏,在张炎的授意下,第一团撤退时向南路特委移交了宣传、医疗器材和枪支弹药,并印发了《告高州六属父老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搞分裂、逆行倒施的丑恶嘴脸,号召高雷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把抗战进行到底!”

陈卓霖未跟随第一团撤离,她觉得自己在开展农民工作方面有优势,于是向党组织申请留下来继续工作。经南路特委研究同意,她和其他没有撤回香港的同志以教师、店员等职业为掩护,分散在南路各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同年,陈卓霖被批准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战地开出幸福花

1940年—1944年期间,陈卓霖被党组织先后派到吴川县博铺小学、育英小学、信宜金渠塘小学、吴川上杭小学(现为文林小学)当教师。在这期间,她除传授文化课外,还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给女学生讲解放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新人新事,带领女学生走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使大家对压迫在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进行反思,激发女学生对革命的向往,对封建社会的憎恨,并教育大家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旧的世界,建立新中国。

她鼓励女学生和附近农村的女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封建礼教,号召大家向解放区女战士学习剪掉长辫,梳起中短发的“解放头”,以示和旧社会决裂。

陈卓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讲述解放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她大量收集进步书报给学生阅读,经常给学生讲夏明翰事迹。受到她的感染,不少学生选择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成为了她的革命战友。

1943年,陈卓霖被调派到吴川上杭小学作教师,配合党组织发展游击小组,筹备起义。为掩护身份,经组织安排,1944年初,她与张虎(中共党员,时为文林小学校长、上杭地区党组织书记)结为夫妇,于同年9月18日女儿出生。

在上杭,群众都知道学校里有个“女先生”,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知道村里群众困难了,她就给钱送来,学生没饭吃就领自己家里吃,甚至把自己孩子吃的牛奶也给穷人的孩子吃。学生和群众都愿意接近她,接受她宣传革命道理。至武装起义前,在陈卓霖的配合下,上杭游击小组发展到50多人。

1944年秋,日军攻入广州湾、雷州湾,张炎回到吴川主持南路抗战工作。1945年1月,陈卓霖和张虎参加了陈以铁大队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张炎起义部队“高雷人民起义军”攻入吴川县城塘缀,枪决反动县长邓侠,一举解放吴川全境。起义部队收缴了反动政府乡公所的武装,打开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老百姓。

红土染热血赤胆塑忠魂

张炎起义胜利的消息轰动了广东南路,国民党顽固派惊惶震怒,调集南路全部兵力围攻吴川,想消灭起义部队。为打破敌人的包围,1945年1月下旬,张炎决定率领部队向廉(江)化(州)方向转移,准备在化州县中垌镇与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时已改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会合后,创建革命根据地。

由于起义部队要保持高机动性,而且在兵凶战危前途不明朗的情况下,组织决定包括陈卓霖在内,哺乳期和待产的女同志就地潜伏,不随部队转移。陈卓霖和张虎绝没想到此次分别竟然是永别。

起义部队转移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当地土豪劣绅反动武装的带领下,在吴、梅地区进行大肆搜捕共产党和先进分子。1945年2月,陈卓霖外出换钱时,意外遭到盘查被捕,她和还在襁褓的女儿被关押。

由于陈卓霖始终不肯找人担保,国民党开始怀疑她身份,于是对她用尽各种酷刑,用火香烧烫、用皮鞭抽打,甚至上电刑、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希望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找到当地党组织和起义部队下落。然而陈卓霖始终坚贞不屈,没吐露一个字。她清楚地知道,保密就是保组织、保胜利,宁死也绝不能暴露组织的秘密,包括自己的真实身份。

陈卓霖清楚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向是“宁杀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们在得不到有用信息的情况下,会对她痛下杀手,所以想让人把女儿救走。有一名群众由于要给在押的亲戚送饭,见到陈卓霖被打得全身上下伤痕累累,还要曲着血迹斑斑的手指抱哄女儿,看着既难受又心疼,每次送饭都会多装一点,想着好歹能让她也吃上一口。于是,陈卓霖央求女乡亲收养女儿,说没有透露女儿父亲是谁,说女儿父亲自然会找她。由于看押人员不同意,女儿没能抱出监狱。

由于得不到有用信息,国民党决定处决陈卓霖。面对死亡,陈卓霖在心中高唱国际歌、咏读就义诗,却不能骄傲地向敌人表明:“我是共产党员!”;然而看着怀中女儿,陈卓霖又是那样的不舍和愧疚,“女儿啊,妈妈要保护你的爸爸,保护你的叔叔阿姨,却唯独保护不了你,妈妈对不起你……”仰望着天空,她相信武装队伍起义胜利到达目的地,默默地祝愿丈夫、战友、同志们平安。陈卓霖至死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党组织和起义部队的情况,牺牲时年仅24岁。

国民党把女婴丢弃在陈作霖遗体旁,群众趁着天色已晚,冒着危险把婴儿偷抱回家抚养。此后,组织考虑到张虎指战员身份,难以照顾孩子,把女婴寄养在群众的家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父女才得相聚,张虎给女儿取名为张凯霖,以纪念陈卓霖。

陈卓霖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然而,党和人民永远没有忘记她。解放后,吴川县人民政府在陈卓霖同志就义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永留人间,鼓舞教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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